朱军：后来你去当兵了，是吗？
陈凯歌：我后来就当兵了。理由其实特别荒谬，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。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——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，因为我是平躺的，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、仰视的——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，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。我想，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？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：“愿意当兵吗？”
朱军：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。
陈凯歌：我说：“您什么意思？”我就坐起来了。他又问了一遍：“愿意当兵吗？”我说我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他说：“那就别出声，咱们现在就走。” 为什么呢？一旦通知了农场，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，不能放我走。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，没有档案，也没有户口。我说：“我的箱子能不能拿，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。”这个军人说：“什么都不能拿，咱们那儿什么都有。”我一想，没错，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。就这么就去了。我当时特别忐忑，快到部队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了：“是一个小问题，不是很大的问题，但是我得让您知道，我得对组织上忠诚。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。”“你爸就是地主，我们也要你，我们要人才。”我踏实了，因为我爸不是地主。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。
愧对父亲
朱军：刚才你提到了你的父亲，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，父亲到车站送你的情景吗？
陈凯歌：关于将来我要做什么，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。我是一个好学生。而且我是……
朱军：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？是学习好，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状态吻合得比较好？
陈凯歌：老实。
朱军：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，就是老实。
陈凯歌：学习肯定是好的。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，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，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，不免很骄傲。突然就文革了，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，精神上也承受不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。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，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，不能在风口浪尖，咱没这个资格。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，还要我配合，揭发我的父亲。我只有14岁，能揭发他什么呢？什么能揭发呢？他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严格地说，我是犯了错误的。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，我一直非常内疚。文革结束之后，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，我那个时候太小，而且有政治压力。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，是我自己的错。这个节目一播出去，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。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，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