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的书即将定稿的上午，我去参加了傅彪的追悼会，以致于下面文字中的美好祝愿注定成为不可实现的言语，上一次还是说的“再见”，没想到成了永别，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一张合影，因为我们约好了下次倚着“艺术人生”的粉墙留影，没有想到，一向诚信的傅彪终于还是食言……
那天忽然看见了傅彪再次换肝脏的消息。不知不觉开始在网上搜索着所有关于他的消息。傅彪在节目中留下的笑脸还历历在目，他却再一次经受着生命的考验。面对挑战的不仅是他，还有他的妻子张秋芳以及没有见过面的傅彪那十几岁的儿子，还有大夫、护士和一些珍视生命与健康的好心人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说傅彪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，那些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歌颂似乎都有拿人说事的嫌疑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人生劫难，而不是一个演绎的精彩故事。还谨记着黄宗江老人的赠言，“不打扰便是最大的尊重……”尤其是对于我们媒体而言。
于是，在那次春节特别节目录制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给傅彪和张秋芳打过电话。得知傅彪再度住院的时候，很多媒体的朋友来询问张秋芳的电话，虽然我相信朋友们是善意的关注，但我还是将那个号码封存在电话本的底端，没有传出去。这样做既得罪朋友，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但这也许就是我们能为他做的惟一一点事情吧。
下面的字是我在春节的时候写的，写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。还记得那天白岩松的《新闻会客厅》也采访了傅彪，光头的彪哥也说得格外高兴。我想借下面的文字再次感受那天的喜悦，以此表达我的祝福：
傅彪是节目中一个最意外的嘉宾。邀请大病初愈的人作客节目实在有些于心不忍，因为节目总是带有娱乐的成分，一个刚刚康复的人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。但是，当我们的外联在演播室的外面意外地见到录制《走进电视》的傅彪夫妇时，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个善意的邀请。做节目的时候，我忽然有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拿着傅彪的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打。我老觉得一旦采访开始，就难以抑制对他死里逃生的那种痛苦记忆的回顾……
曾经在很久之前，我因为一件小事采访过傅彪。在顺义一个简单的旅馆里面，傅彪沏好了功夫茶等着我们。他还像场工一样忙碌地帮着支灯架子、摆弄设备，精心地斟酌三句半的采访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收拾东西，见到一个黑颜色的男士背包，以为是我们摄像康康的，顺手就拿起来背在了肩膀上。没有想到这个包是傅彪的，他见我兴高采烈地背着包要出门，在我说了三次“留步”之后还依依不舍地跟着，又不好意思直说我错拿了他的包，于是用他那特有的幽默语气说：“这个包您要是喜欢就拿走，但您把身份证给我留下行吗？”那一阵狂笑似乎还在耳边回响，我们又要再次合作了。虽与他并非莫逆之交，但也颇多感慨和顾虑……
